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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秦帝国之商鞅变法

发表时间:2020-5-28 15:49:07阅读次数:716
战国初期的秦国国力虚弱、内乱不断,屡遭强壮的魏国欺负,国土面积急剧缩小,再加上自从秦穆公之后,长达百年的漆黑控制,暗弱无能,导致国力异常虚弱,被其他齐、楚、燕、赵、魏、韩六国歧视,可谓“诸侯卑秦”。公元前361年,秦孝公即位。这位新即位的国君年轻气盛,面对贫穷积弱的秦国现状,感到再也不能坐视这种局面继续下去了。人才,乃强国之要。因此,孝公下了一道求贤令,广招天下的贤士英才。商鞅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来到秦国的。



商鞅(约公元前390~338年),姓公孙,名鞅,卫国(国都濮阳)国君之妾所生。
因他是卫国人 ,又名卫鞅;后被封于商,故名商鞅。

他曾在魏相公叔痤府上做家臣。公叔痤病危时,曾向魏惠王推荐商鞅继任魏相,并建议,若不用商鞅就杀之,决不能让其离开魏国, 否则将会误魏江山。魏王把此话当成病重呓语,未予采纳,不予重用。后来,商鞅离魏去秦。通过几次的会见、交谈,孝公决定起用商鞅,把振兴秦国富国强兵的重任委托于他。商鞅在分析了秦国的形势后,准备推行法家的治国之术来整饬秦国的朝纲,严明法纪,改变当前贫穷积弱的局面。要做到这些,首先必须改变秦国旧有的法令制度、陈规陋习。他把这种想法向孝公陈述,正与孝公不谋而合。



贵族甘龙对孝公说:“臣不以为如此。圣人不改变人民的风俗习惯便能实行教化,智士不改变原有的法规便可达到大治。按旧有的习俗去教化,不用劳神费思便可成功;按原有的法规去治理,官吏们得心应手,百姓也能安居乐业。”商鞅严词反驳道:“甘龙大人所言,未免太流于世俗了。只有寻常之辈才会拘于旧有的习俗,只有亦步亦趋的人才会像书呆子般恪守教条,这两种人去做官守法还可以,却不是可以与之讨论成法之外的道理的人。三代的礼法不同,却依次称王;五霸的令规各异,也先后成霸。贤能之士会适时变更礼法,不足成器之徒才墨守成规拘于旧礼!”商鞅压倒了甘龙的气势,但另一个贵族杜挚却发难了,他在孝公面前说:“没有百倍的好处,不改变旧法度;没有十倍的功效,不改造旧器具。师法古制没有什么过错,遵循旧礼没有什么偏差。”商鞅听了这些,对孝公道:“治理天下不能死守一法,欲利国家不能只学古制。因此,商汤周武没有拘于旧礼王道大兴,夏桀殷纣没有更改礼法身败国亡。由此可见,反对古制的人不应该非议,遵循古制的人不一定值得赞美!”商鞅的旁征博引,驳得那些旧贵族哑口无言,也深深打动了孝公的心。孝公变法的决心越来越坚定,终于在公元前359年,任命商鞅制定变法律令,向全国颁布了第一道新法——《垦草令》,并由此拉开了一场大规模变法的序幕。



《垦草令》颁布了。但仍然有一个问题悬而未决,即如何取得全国百姓对新法的信任。一天,秦国雍都城市场的南门口,聚集了一大群人在围观什么。在人群中竖着一根三丈多长(合今日二丈余)的木头,一位军士大声宣布着:“如果哪一位能将这根木头从南门扛到北门,将赏给他十金(金是计量单位,每金相当于二十四两)。”话音落了,四周围观的人面面相觑,无人相信。这样唾手可成的事,竟然会重赏十金,会不会有诈?官府以前总是不把答应百姓的事当回事儿。等了良久,没有人出来扛那根“昂贵”的木头。军士马上又宣布:“如果有人把它扛到北门,赏他五十金。”这下更让围观的人惊诧不已了。人们窃窃私语,仍在猜疑,这时,一个愣头愣脑的小伙子从人群中走出,二话没说一口气把那木头从南门扛到北门,等候发落。军士立刻取来五十金赏给了他。在众人羡慕与惊异的目光中,那小伙喜不自禁地离去了。这事一传十、十传百,不几日秦国的百姓都相信官府言必信,行必果了。这一幕原来是商鞅设计的。他深深地知晓欲要变法必先取信于民,做到上情下达、令行禁止。看到这个目的已经达到,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,在秦国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。商鞅认为国家富强就靠农民和战士,必须禁绝淫游食之 民,使举国上下专力农耕和为国而战,这是治国的根本要领。针对束缚和妨害生产力发展的贵族 制度和游食习俗,商鞅确立奖励耕战的方针,以打击淫民为重点,一步一步实施改革。

第一,“修刑”,即改革刑法,取得变法的法律保证。
他改“刑不上大夫”的旧法为“法不阿 贵”、“刑无等级”,从而剥夺了贵族的政治特权, 地位降同普通平民。他又制定轻罪重罚法,即使 仅在街道上乱弃灰土,也要处以“黥”(在脸上 刺字)的重刑,以此加强了变法的权威,保证了 变法的贯彻实施。

第二,实行重农抑商政策。
商鞅认为,农业是“本业”,是国家富强的基础,而商业、手 工业是“末业”。为了扬本抑末,商鞅规定,凡是从事农业生产、多缴租税者,免其徭役;凡是弃农经商或怠惰以致贫穷而交不起租税者,没收为官府的奴婢。商鞅的“崇本”、“抑 ”政策,意在发展农业,防止商贾和高利贷者兼并土地,使秦民专力从耕织和战争中求富。

第三,禁止大家族聚居,建立什伍连坐制。
法令禁止父子兄弟同室而居,凡民有二男劳力以 上的都必须分居,独立编户,那些养着一大群吃 闲饭的人的贵族之家显然首当其冲。同时按军事 组织把全国吏民编制起来,五家为伍,十家为什, 不准擅自迁居,相互监督,相互检举;若不揭发, 十家连坐。这种严苛的法律把农民牢牢束缚在土 地上,不过因此就没人到处神游了,国家直接控 制了全国的劳动力,保证了赋税收入。

第四,推行县制。
商鞅把许多乡、邑聚合并成县,全国共建县41 个,首长由中央派任,直属国君,建立了中国历 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。它既加强了 对农民的统治,也增强了对贵族、淫民的打击力量。

第五、取消官禄世袭,重新制定了以军功为晋级原则的二十等爵制,以奖励耕战。
按照新军功爵制,不论是谁,都须建立军功才能获得爵位,获爵者依次定额占田,才可做官。有爵是良民,无爵是贱民。奴隶作战勇敢,赐爵升为良民;斩首一级,赐爵一级,田一顷,宅九亩,农奴一人。努力农业生产,向国家缴纳粮食布帛多 的,也是军功。弃农经商的,务农偷懒造成贫穷 交不出租税的,取消良民身份,罚做官奴婢。至于宗室贵族,没有军功,同样不得赐爵占田,世卿世禄制度被废除。这样,商鞅可以根据军功原则和封建爵制,合法地剥夺淫民之田,奖励给有功的人。

为了保证赋税平均,商鞅同时颁布标准的度量衡器,统一了度量衡。
为了保证新法顺利实行,商鞅还杀了贵族祝欢,把捕获的700多个违法乱纪的坏分子押到渭水边上处决。



秦国经过商鞅变法,面貌焕然一新。在土地所有制方面, 基本废除以井田制为基础的封建领主所有制,确 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地主土地所有制;在政治方面,基本废除了分封制,确立了郡县制。秦国从落后国家,一跃而为“兵革大强,诸侯畏惧”的 强国,出现了“家给人足,民勇于公战,怯于私斗,乡邑大治”的局面。秦孝公对商鞅愈加器重,封他为大良造, 并让他领兵去攻打魏国。当时魏国的力量已经很弱,秦军一到,魏军不堪一击,秦军接连攻下敌人多个城池,最后一直打到魏国的都城,将都城也攻下。商鞅凯旋而归,秦国的老百姓都自觉地到路边欢迎他,由于商鞅功勋卓著,秦孝公就把商等15个城市封给了他,改名商鞅。

春秋战国之际,是我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期。改革旧的制度,改变旧的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一切旧的上层建筑,这是时代的潮 流,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。在这个动荡的时代 里,商鞅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,敢于蔑视传统的势力和旧的习俗,积极投身于这场封建制改革运动之中,并使封建制度在秦国取得胜 利。

商鞅变法的成功,除了客观条件之外,在主观上有两点给我们以启示:
首先, 商鞅有创新的精神。商鞅从小就受法家思想的影响,但他在秦国主持变法时,并不是完全照搬李悝的主张,而是从实际出发进行的。如耕战政策, 当时许多政治家都在各个诸侯国实行过,然而只有秦国的效果特别显著。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,就是商鞅能够从秦国的实际情况出发,制定出奖励军功等一系列具体的行之有效的办法。因此,改革很有成效。据《史记》记载,商鞅在秦 国推行改革十年之后,“秦民大悦,道不拾遗, 山无盗贼,家给人足。民勇于公战,怯于私斗, 乡邑大治”。

其次,商鞅的斗争精神。
在推行新法过程中,商鞅也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 的。但是,他敢于同旧势力作斗争,为维护封建统治毫不动摇。历史上许多改革家之所以失败, 并不完全是因为改革的内容不符合实际,有的改 革方案甚至很实用,但一触犯权贵的利益,就不敢坚持下去,使改革成为纸上谈兵。商鞅却能以极大的勇气推行新法,不畏权贵,不 达目的誓不罢休。
所以说,改革是有风险的,需要有胆识与魄力。
否则,改革是不会成功的。

商鞅变法使秦国富强起来,并为一百多年以后秦始皇统一中国打下了基础,为确立和巩固封建制度做出了极大的贡献。他的变法思想及变法措施被后人整理成为以他的名号命名的《商君书》,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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